确实是“再也想不到”。
别的不说，基督教——天主教也好，新教也好，东正教也好，都是禁止自杀的，而天主教尤其严厉，而庄汤尼还是神职人员——
庄某自杀，不但“知法犯法”，而且“执法犯法”。
人既为上帝所造，其生命的所有权——就是上帝的，不是你自个儿的，自杀，乃是对上主的权力的严重侵犯。
另外，在教义中，人世的苦难，被当做上帝对你的历练和考验，因为不堪忍受而自行弃世，你就是对上主失去信心，等同“背信”，甚至“弃教”。
早年的时候，天主教对待自杀者是异常严厉的，其罪甚至过于杀人。
在法国，自杀者——不管死成没死成——都要被斩首，尸体不能埋入正经墓地，而要埋在十字路口——象征钉上十字架，供千人踩、万人踏，以为赎罪。
英国因为“别立一宗”，客气一些——不斩首，而是判处自杀者“缳首”，即绞刑。
当然，现在“文明”了，不这么干了，不过，教会对待自杀者的态度依旧严厉——自杀者不能进天堂，不能被主拯救，要身负罪孽，在某处等待审判降临。
没人给你办弥撒，不能入葬教会墓地，就更不必说了。
以上是普通教徒的待遇，庄汤尼既然“执法犯法”，自然罪加一等。
这——
他会自杀？
阿礼国第一个反应：不是“被自杀”吧？
然而，确实是自杀，不是“被自杀”。
得到关卓凡的首肯之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军调处即再次来到“南堂”——这一次，不止于陈亦诚、马丁内兹两个处长了，前呼后拥的来了一大班人马。
不过，暂时未去再次“打搅”庄汤尼，表面上，将调查的重点，放在了阿历桑德罗神父生前的“人际关系”上。
军调处的逻辑是这样的：
关于凶手犯案的动机，暂时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——除了凶手自行宣称的、外务部照会中提及的两种之外，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——凶手同受害者存在私人恩怨，出于泄愤或者其他的什么目的，必欲置致受害者于死地。
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凶手的目标，当然不会是那个哑巴杂役；也应该不是文通译——至少，文通译不会是第一目标。
文某在北京是有家的，并不住在“南堂”里，只杀他一个的话，在外头动手就好了，根本没有如此大费周章的必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