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上旬，济南惨案见报，日本武馆酒井指使特务在中日军队对峙中放枪，引起战斗。战地委员会主任蔡公时被割耳鼻，剜舌、眼睛，署内等十七人被扫射致死。
群情激愤，爱国志士拿起笔杆、走上街头反对日军暴行。
吴祖清称为筹建纱厂事宜去香港一段时间，消失了，实际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吴蓓蒂见怪不怪，反而因不受管束，得以同施如令加入义演队伍，高举手幅，慷慨激昂。像这样年轻的女学生在义演队伍里很少见，她们受到记者的关注，照片刊在了小报上。
蒲郁对此颇有微词，“这个记者拿女中学生作噱头，蛮不好。”
“如果这样能让更多人关注，没什么不对，”施如令一贯激进，“倒是有的人，不发声不出力，哪来的意见？”
吴蓓蒂劝说：“小郁同我们的心是一样的，不是工作的话，定然也参与义演。我们做好我们的，不要指责小郁呀……”
这些时日，各界的焦点都在此案上，张记门堂冷清。
还是午后，蒲郁守店坐在前堂的椅子里打盹，听得客人进门的声音。
并非期盼，甚至是想回避的身影。蒲郁慢半拍，起身道：“文小姐。”
文苓同每位新客一样，环顾四周，最后对上蒲郁的眸眼，“吴先生介绍来的，讲张记的旗袍是沪上顶时髦的。”
“文小姐想做旗袍么？这里有些样式、料子，”蒲郁引文苓到桌前，翻开簿册，“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。”
文苓翻看着，忽然说：“你怎么不问我吴先生的事？”
蒲郁心下一紧，故作镇定道：“小郁不明白文小姐何出此言，前些时候听蓓蒂讲吴先生出差去了。”
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后半句当真不该说。
“我看人的眼光还是准的，”文苓笑吟吟道，“你同吴先生生了嫌隙对吗？”
蒲郁确与吴祖清有些龃龉，可在赛马场时她没有过分的表现，不知文小姐从哪里看出来的。
蒲郁打算否认到底，道：“许是文小姐误会了，吴先生是贵客，也是蓓蒂的兄长，我对他只有尊敬——”
文苓打断说：“方才就讲了嘛，是他让我来的，看你有没有胡闹。”
“我……我怎会胡闹。”蒲郁惊讶，之余还有些愉悦，却不知面上该作何反应。
“保持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好。”文苓说完，认真翻看起簿册。